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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书法介绍

来源:网络   
 
  公元1644年3月,李自成攻克北京,明亡。同年5月清兵进京,10月顺治帝迁都北京,清政府开始统治中国。

  对于满清的统治者来说,一方面必须压制各种反抗,另一方面也必须尽快融会吸收汉族传统文化,从而实现长久的统治。为此,清政府采取了两项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:一是大兴文字狱,以钳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,二是主动地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整理。而陷入异族统治下的知识分子,开始倡导通经致用,朴学逐渐兴起。在朴学学风中成长的金石、考据学,让人们重新发现了秦汉、北朝书法的艺术价值,从而形成清代书法发展的新格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清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转型和总结时期。

  一、前期(顺治至康熙年间)

  清代前期,国势初平,百废待兴,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,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,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: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,二是传统书风,三是篆隶初兴。

 (一)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:王铎、傅山、朱耷、许友等

  这些书家,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,有的(如王铎)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;有的(如傅山)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,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,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,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。

  王铎(1592~1652),字觉斯,一字觉之,号嵩樵、十樵、石樵、痴庵、东皋长、痴庵道人、雪山道人、二室山人、白雪道人、云岩漫士、嵩淙道人、雷塘渔隐、兰台外史、烟潭渔叟、痴仙道人等,洛阳孟津(今河南孟津)人,生于明万历二十年,明天启二年(1622)进士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。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,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,享年61岁。

 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,特别强调“宗晋”,认为“书未宗晋,终入野道”(《观宋拓淳化帖》)。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,“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”,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,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。但他的临帖,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,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,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。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,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,汇集成书,其中著名的有《拟山园帖》、《琅华馆真迹帖》等。这种做法,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。

  王铎楷书,主要渊源是唐,特别是颜柳两家,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,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,尤其爱用异体字、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,因而气息古朴拗峭,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。

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,晋唐宋兼综,融汇极广泛,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行书深得《集王圣教》和米芾的精神,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,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。其书点划粗者,重似千钧;细者既如游丝,也筋力坚韧;有时用涨墨法,形成浓重的墨块,宛如巨石,得厚重之致。结构茂密雄放,或紧结蹙缩,或开拓纵逸,跌宕多姿,无不如意。

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,顿挫转折,用意精到,因此脉络清晰,但又绝不安排,总能以意驱笔、因字造型,故浓淡枯湿、随手生发,疾迟衄挫、取次相从,大小、欹正、展蹙、依倚、起伏,无不能顺势调整,宛如宿构。

 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,倪后瞻说他“以力为主,淋漓满志,所谓能解章法者也”。一般行距大、字距紧,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,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,神妙夭矫,不可端倪,有气贯长虹之势,无轻媚流滑之弊,古韵今情,和合一体,令人目眩神驰、胸豁气畅,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。

 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,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。倪后瞻指出:“北京及山东、西、秦、豫五省凡学书者,以为宗主。” 吴德旋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说:“明自嘉靖以后,士夫书无不可观,以不习俗书故也。张果亭、王觉斯人品颓丧,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,岂得以其人废之。”近代以来,更是驰名中外,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,虽是过誉,但是可见他的影响。

  傅山(1607~1684),原名鼎臣,字青竹,后改名山,字青主,一字仲仁,号侨山、啬庐、公之它、真山、浊翁、石道人、老檗禅、侨黄老人、朱衣道人等,山西阳曲(今太原)人。他生性刚烈耿介,有义士之称。虽自幼聪颖博学,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。明亡后,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,获救后隐居不出。康熙十八年(1679)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,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,却坚辞不入,终未应举。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,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。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,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,同时长于医术,尤精妇科。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。

  傅山工书,与其为人一样,反对矫饰造作,“不信时,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,我要使此何如一势。及成字后,与意之结构全乖,亦可知此中天倪,造作不得矣”(《字训》),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,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,有谓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率真毋安排”(《作字示儿孙》),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,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。他的实践,楷书学颜真卿,得其厚密朴质;行草受王铎影响,同时深研阁帖,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,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,因而气势更加饱满、风格更加恣肆。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,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,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。他同时也涉猎篆隶,虽然尚未得法,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。

  朱耷(1626~1705)是明宗室、宁王朱权后裔。号雪个、雪衲、八大山人、个山、驴屋、人屋、何园、书年、驴汉、刃菴、破云樵、驴屋驴等,明亡后为僧,以享名于世。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,得其蹙伸欹侧之妙,而增益以秀雅;又受董其昌影响,得其灵动秀美之致。60岁前后开始,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:用笔凝练如篆,泯去起收形态变化,代之以圆浑含蓄,行笔以中锋圆劲、婉转流动为主,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。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,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、展蹙的诸多变化,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。形简而势满,神清而意长,意境高远,气质浑穆,与其绘画同一机杼,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  许友推重米芾,而实际上受王铎影响最深,只是临古功夫稍乏,故聊具其形,而意趣浅淡,颇涉粗俗。至此可以说,晚明行草新风已是强弩之末了。

  (二)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:董、赵书风的笼罩

这一风气的形成,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,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,酷爱董其昌书风;乾隆在位六十年,喜欢赵孟頫书风。由是,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,多数都受董、赵书风的笼罩。

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、姜宸英、沈荃、孙岳颁、查昇等。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,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,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,或过于拘谨,或过于软弱,气息上都不很高明,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、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,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,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。

  (三)篆隶书法

  清初的篆隶,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,声势渐壮。除傅山外,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、郑簠、王时敏、朱彝尊等,实绩渐有可观。

  王时敏(1592 - 1680) , 字逊之,号烟客等,江苏太仓人。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,明亡后不仕。善绘事,隶书点划工整、结构沉稳,气息渊静古穆,颇有魄力。

郑簠(1622 - 1693) , 字汝器,号谷口,上元(今江苏南京)人,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,终生未出仕,主业行医。学汉隶垂30年,得《郑固》、《史晨》、《曹全》之意,又参以行草笔法,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,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“汉隶之学复兴”的首要功臣。

  朱彝尊(1629 - 1709) , 字锡鬯,号竹垞,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。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,任翰林院检讨,撰修《明史》。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,隶书主要得力于《曹全》,临习之功极深,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《曹全》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,非常难得,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《曹全》的规范,稍嫌板滞。

 二、中期(雍正至道光年间)

  乾隆、嘉庆前后,董、赵的影响渐弱,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,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,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,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。

  (一)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

 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、赵为主的,但更多的则是向宋、唐、晋的大师们取法,代表人物有王澍、张照、刘墉、梁同书、王文治、梁巘、翁方纲、钱沣、永瑆、铁保等,其中翁、刘、梁(同书)、王有“清四家” 之称(亦有一种说法是翁、刘、成、铁)。

  刘墉(1719~1804),字崇如,号石庵、石菴、石盦、木菴、青原、香岩、勗斋、东武、溟华、日观峰道人等,山东诸城人。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,历任翰林院编修、江苏学政、内阁学士、湖南巡抚、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等职,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、加太子少保,卒谥文清。著有《石庵诗集》。他的书法由董、赵入手,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,尤得力于苏东坡、颜真卿和晋唐小楷,融会贯通,自成格局。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、细劲处含而健,对比强烈;结字内敛拙朴,而决不拥塞,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;章法轻重错落,舒朗雍容。整体风格含蓄蕴籍,精气内敛,浑若太极,貌端穆而气清和,有硕儒老臣的持重,无恃才傲物的轻佻,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,洵然可敬。因为喜用浓墨,时号为“浓墨宰相”。

  王文治(1730~1802),字禹卿,号梦楼,江苏丹徒(今镇江)人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探花,曾任翰林侍读等,以事被黜,执教各地书院。擅诗文,著有《快雨堂题跋》等。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,上溯米芾、李北海,多用侧锋取妍,笔致翩翩,结构舒展秀逸,纵横挥洒,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。因喜用淡墨,与刘墉恰成对照,故时称他“淡墨探花”。

  翁方纲(1733~1818),字正三,号忠叙、彝斋、覃谿、苏斋等,北京大兴人。他于乾隆十七年(1752)中进士,历任翰林院编修、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,官至内阁学士。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,和刘墉齐名,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、考证和题跋碑帖上。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,著有《两汉金石记》、《粤东金石略》、《汉石经残字考》、《焦山鼎铭考》、《庙堂碑唐本存字》、《苏斋题跋》、《苏米斋兰亭考》等诸多著作。在书法学习上,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,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,一生致力于欧阳询,严守法度,以精工为尚。其楷书,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,而乏其清新精巧;行书稍活泼,而仍然过于拘束,缺乏逸韵高情。严格地讲,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。

  总的来说,这些书家对于晋唐宋古典的学习,都各有自己的体会与长处,较之前期学董、宗赵书家的艺术视野都要开阔得多,因而艺术水准也明显提高。但是都缺乏开宗立派、引领时代的能力与气度,因而无法与晋唐宋元明的大师级人物相抗衡。

  (二)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
在篆隶与北碑领域,情况却有所不同。经过书家、学者的共同努力,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,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,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,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。总体上看,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,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。

 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,有不少画家,如名列“扬州八怪”的郑燮、金农、汪士慎等人,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,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,艺术思想、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。在书法上,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,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。

  金农(1687~1763),字寿门,又字司农、吉金,号冬心、古泉、、金牛、老丁、百研翁、耻春翁、寿道士、冬心先生、稽留山民、曲江外史、龙梭仙客、百二砚田富翁、昔邪居士、心出家盦粥饭僧等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著有《冬心先生集》、《冬心先生杂著》等。精诗词、鉴赏,喜收藏,绘画为一代宗师。于书专攻《华山碑》,后自出机杼,不受束缚,以倒薤法作撇,以方整宽阔笔作横、细劲笔作竖,号称“漆书”,古拙朴厚,时涉谐趣,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,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。

  郑燮(1693~1765),字克柔,号板桥、板桥道人、风子、樗散人、红雪山樵等,江苏兴化人,著有《板桥全集》。他以画竹著称于世,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,但因世人好奇,遂不满于此,而有意以篆法、隶书、楷书与行草杂糅,自称“六分半书”,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,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,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,因而板桥的作品,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,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,故总体上并不成功。但他的影响,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,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。

  与“八怪”相先后的,还有一批精于篆刻或字学的艺术家,对篆隶进行了更加纯粹同时也更加深入的探讨钻研,从而比较成功地使篆隶的生命力得到全新的激发。代表性书家有丁敬、黄易、钱坫、桂馥、邓石如、伊秉绶等。特别是桂馥、邓石如、伊秉绶,真正站到了历史演变的制高点上,使秦汉传统的复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

  丁敬(1695~1765),字敬身,号钝丁、砚林、研林外史、梅农、丁居士、龙泓山人、孤云石叟、胜怠老人、玩茶叟、玉几翁等,浙江钱塘人,是一代著名印家,“浙派”的领袖,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。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,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,风格古朴雅致,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。

  钱坫(1744~1806),字献之,号十兰,嘉定人。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,自诩二李之后一人,其篆书专攻铁线,出规入矩,确有古人风范,晚年右手病废,以左手作书,结构不能完全如意,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。就铁线篆来说,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。

  桂馥(1736~1805),一作(1733~1802),一名復,字未谷,一字冬卉,号雩门、老苔、老菭、渎井、渎井复民、肃然山外史等,山东曲阜人。他博涉群书,一生精力萃于小学,著述宏富,为“说文四大家”之一,著《说文义证》。亦工诗书画印,所辑《缪篆分韵》一书,为学习汉印之必备。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,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,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,足以超唐越宋。其字用笔肥而不臃、深沉厚重,结字方严广博、朴质端谨,气势雄伟浑穆、堂堂煌煌,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、博大饱满的精蕴。只是稍有习气,未能尽善。

  邓石如(1743~1805),初名琰,字石如,避嘉庆帝讳,以字行,改字顽伯,号完白、完白山人、古浣子、完白山民、游道人、龙山樵长、凤水渔长、笈游道人等,安徽怀宁人。他生于乡鄙,终生为布衣,但自幼即喜刻石,仿汉印颇工,至南京梅镠家,居八年,遍临所藏金石善本,由此而篆、隶、楷、印皆臻大成之境。乾隆五十五年入京,刘墉延为宾客,声振当代名公。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,又出以隶笔,遂使篆法活脱生动,摆脱了铁线的拘滞,不唯字形阔大磅礴,而且笔势丰富多姿,墨色流溢灿然,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。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,结体疏宕俊逸,用墨苍古,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。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、康有为、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,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、集篆书大成等。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,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、融会的真正的开始。

  伊秉绶(1754~1815),字组似,号墨卿、默庵、南泉、秋水,福建宁化人,著有《留春草堂集》。他能诗文、绘画、治印,但以书法为最著名,工小楷,行书、楷书均宗颜真卿,通篆法,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。其隶书从《衡方》等碑化出,笔划含凝厚重,波磔不显,似有篆意,字形方整宏大,有颜真卿气度,因而形成气势磅礴、拙朴茂密之格,有清一代,隶书浑厚一路,无出其右,康有为许为“集分书之成”,不为过誉。

三、晚期(咸丰至清朝末年)

  嘉庆、道光前后,阮元、包世臣倡兴碑学,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,使之成为一时显学。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,并未完全舍彼取此,而是各取所长,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,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。因此,晚清书家,大体可分作三类。

  (一)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:林则徐、翁同龢等

  林则徐(1785~1850),字少穆,一字无抚,号竢村老人,福建福州人。官至两广、云贵总督,加太子少保,谥文忠。鸦片战争后曾被谪戍伊犁。书法出自欧、颜、二王和米芾,颇为清新稳健,唯稍受馆阁习气束缚。

翁同龢(1830 - 1904) , 字叔平,号松禅、瓶庐居士等,江苏常熟人。累官至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,为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,在戊戌变法中被革职。他的书法出于翁方纲、钱南园,而上溯颜真卿、米芾,气息淳厚,堂宇广博,为晚清帖派书家的重镇。

  此外,晚清学人善于传统行草的人数还是极多的,其中也不乏名声不远而水准甚佳的高手,如戴熙、郭嵩焘、曾国藩、王拯乃至李鸿章、张之洞等,都有相当的传统书法造诣。

  (二)以先秦秦汉北碑为主的书法家。

这类书家比较多,前后有张廷济、朱为弼、徐同柏、赵之琛、六舟达受、吴熙载、杨岘、张裕钊、吴大澂等。他们大多是集传统经学、金石、书画、辞章、考据、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书法家。

  张廷济、朱为弼和徐同柏都善于金文大篆,他们三家可以看作清代学习先秦篆书比较有影响的先驱者,虽然他们的成就还不能算是很高深,特别是如何使用笔墨来表现大篆的气息,应该说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。

  赵之琛(1781~1852),字次闲,号献父、献甫、宝月山人等,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。精六书,善绘山水、花卉,晚年常写佛像,能篆隶行楷,工刻印,为陈豫钟弟子。有《补罗迦室集》、《补罗迦室印谱》。曾为阮元摹刊鐘鼎款识,故精通大篆。他的大篆书,不像前人一样描头画尾,而能够舍弃形貌,独取神理,用浑厚严整的笔法加以表现,笔墨比较自然生动,是清代大篆书中值得重视的一家。

  吴熙载(1799~1870),初名廷飏,字熙载,五十岁以后因避讳更字攘之,亦作让之,以字行,号让翁、攘翁、晚学居士、方竹丈人、言庵、言甫等,祖籍江宁,自父起移居仪征。工金石考证,能写意花卉,精治印,平生治印逾万,影响深广,后之师邓派者,多以吴氏为宗。著有《通鉴地理今释稿》、《吴让之印谱》等。书法从包世臣学习,由包氏得笔法,并指点学邓门径。篆刻篆隶,均能由邓石如而上追秦汉,继承发扬,赫然成家。书法以篆书为最佳,笔法婀娜而不失清刚,流丽而不失端雅,有文人清气,是师邓而能有所发展者。

  张裕钊(1823~1894),字廉卿,号濂亭等,湖北武昌人。曾入曾国藩幕府,为曾氏弟子,但无意仕进,专意于学,为清末古文大家,后人编辑其文章为《濂亭文集》等。他的书法专师北碑,尤得力于《张猛龙》,而敛入规矩,自成体势,结构谨严方正,笔法刚健劲拔,尤以外方内圆的独特笔姿为人所称赏,被康有为推许为“集碑学之成”,在近代中国和东瀛有广泛的影响。但现在看来,虽然很有特色,而相对于北碑来说,精神有隔阂,并没有抉得精华。

  吴大澂(1835~1902),原名大淳,避帝讳而改,字止敬,又字清卿,号恒轩、愙斋等,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。同治七年(1868)进士,累官至广东、湖南巡抚。好集古精鉴别,是著名的金石学家,所得古器皆手自摩拓,工书画篆刻,著有《愙斋集古录》、《愙斋集古录释文誊稿》、《说文古籀补》、《恒轩吉金录》、《古字说》、《古玉图考》、《愙斋诗文集》等著作。他的篆书融会大小二篆,以大篆立其筋骨,以小篆敛其体裁,而笔墨又极其精炼,三美归一,形成了坚劲紧韧的艺术风格,为篆书艺术开辟了一种新风格。

(三)兼宗两大传统并寻求融通的书家: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杨守敬、康有为等

  何绍基(1799~1873),字子贞,号东洲居士,晚号蝯叟、猨臂翁,湖南道州(今道县)人。道光十六年(1836)进士,历任编修、国史馆协修、总纂、提调等,曾主持福建、贵州、广东乡试,咸丰间任职四川学政期间被黜,从此讲学游历各地,晚年在扬州主持校勘《十三经注疏》。他是晚清著名的学者,精通仪礼、说文、汉书、诗词以及书法,著有《说文段注驳正》、《东洲草堂金石跋》等。他的书法,早年从颜真卿入手,后来融会《道因法师碑》,精研数十年,深得其妙,以后又肆力于篆、隶以及北碑,无不用功深至,是以篆、隶、楷、行皆冠绝一世。又以绝大天分和匠心,探求各体精神的融会,因而其各体的面目,都与传统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异,然而又无不以传统的面目为依归,真可谓帖意碑神,草情篆韵,一体而兼收之,在中国书法史上开出了奇葩,为书法的未来发展拓出了一条崭新的大道。

  赵之谦(1829~1884),字撝叔,号悲庵,别署子欠、支自、铁三、益甫、憨寮、冷君、无闷、梅庵等,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。咸丰己未年(1859)举人。历官江西鄱阳、奉新、南城知县。著作有《悲庵居士诗剩》、《补环宇访碑录》、《六朝别字记》等。他是一个多能的艺术家,篆刻、绘画、书法皆一代大家。尝称“生平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,惟治印则天五人五,无间然”,可见其于印章用力之多且勤。赵氏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和熔铸能力,将彼时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引入印作和边款,风貌多样,意趣清新,开印章的新天地。他的书法,初从颜真卿入,后专攻北碑,又得邓石如篆隶之法,于是以北碑之法写篆隶,进一步丰富了篆隶的笔法意趣。又由北碑化生行书,融铸贯通,运用如意,神气飞动,既饶有古朴厚重之意,更兼有帖的温醇雅洁之韵。可惜他英年早逝,未能使意境更臻于成熟老到。

  杨守敬(1839~1915),字惺吾,号邻苏老人,湖北宜都人。曾应驻日本公使黎庶昌之请前往日本协助辑刊《古逸丛书》,因此而收集了不少保留在日的古代文献。他同时还在日本广泛传播书法,对日本近代以来书法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他在理论上提倡碑与帖“合则两美,离则两伤”,是较早进行这种理论倡导的人物。在实践上他也奉行不悖,行书学颜和苏轼,以后参入北碑意趣;大篆已经直达西周;隶书注重笔情墨趣,老辣迟涩,结体妙善伸蹙,时有谐趣。

  康有为(1858~1927),初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、更生、西樵山人等,广东南海人,著有《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》、《万木草堂遗稿》、《万木草堂遗稿外编》、《广艺舟双楫》等。康有为是碑学理论的健将,持论时有偏激之见,往往为人所诟病,但他自幼曾受过严格的传统书法训练,虽然以后专修北碑,但幼学基础仍然未废,结果无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。前人多认为他的书法出自《石门铭》,实际上还有许多颜真卿行书的趣味。因此他的书作既有北碑的开张恣肆、篆隶书法的古朴雄浑,又有传统行草的酣畅飞动,是篆隶北碑与传统行草融会贯通比较成功的例子。

  吴昌硕(1844~1927),初名剑虞、俊,又名俊卿,字香补,中年以后更字昌硕,以字行,亦署仓石、仓硕、苍硕,号缶庐、老缶、缶道人、老苍、苦铁、大聋、石尊者、乡阿姐、破荷亭长、五湖印匄、削庐、芜菁亭长等,浙江安吉人。晚年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,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家,诗书画印皆自成家数,影响深远。著有《缶庐集》。他既是清代书法的殿军,又是近代书法的开山,他于篆、隶用功最多,尤其是《石鼓文》,终生浸淫,无一日或离,晚年变化笔墨,引入行草意趣,遂使笔情墨趣,流溢行间,篆书的复兴,至他而达到一个新高度;行书以王铎为宗,融入欧、米,又引入碑法之苍劲浑朴,老辣生奇,使行书也重放光华。治印初习浙、皖,既而出入秦汉,借鉴封泥匋甓,融入写意绘画情趣,形成了斑驳高古、沉雄壮遒的新面,即作小印,也有寻丈之势。治印还独创修整印面和边栏的法门。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,古今无二。吴昌硕的成就,是清中期以来两大传统深入融会的硕果,标志着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,为近现代书法的发展,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。

    在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发展后,随着中国社会陷入战乱频仍的近现代,书法也曾经一度受到过强烈的冲击,经受了风雨的考验。现在,她又迎来了复兴的机会,不仅在全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热潮,而且影响及于世界。我们回顾历史,展望未来,应该更加热爱她,更加为她而努力工作,使她得到更辉煌的发展。


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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